其实核心矛盾就一句话：我们正在用管理流水线工人的方式来管理科学家。咱们现在的学术圈，看似热火朝天，实则更像是个高精度的计件工厂。你问为什么没有原创性突破？我给你讲个最真实的场景一个刚毕业的青椒（青年教师），智商顶尖，满怀热血进了某985。入职第一天，人事就甩给他一个合同：非升即走。三年一考核，六年大考核。这六年里，你得拿多少个国家级项目，发多少篇顶刊，带多少课，全是量化的数字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选？A. 选一个世界级的难题，比如黎曼猜想或者一种全新的半导体物理机制。这东西可能这辈子都搞不出来，或者至少需要十年冷板凳，期间一篇论文都没有B. 选一个热门方向，比如现在的AI大模型微调，或者是某种新材料的排列组合。只要跟着国外的顶级组跑，人家出个架构，我改个参数；人家换个溶剂，我换个温度。虽然没有原理性突破，但稳赚不赔，一年能水三四篇SCI如果你选A，三年后你就失业了，房贷断供，老婆孩子跟你喝西北风。在这个体系里，选A的人不是烈士就是疯子，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剩下的全是选B的聪明人。所以，中国学术界缺少那个能催生突破性创新的关键机制，其实就是：对失败的兜底机制，以及对低效率的容忍度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现在的科研管理，完全是KPI导向的。上面拨下来的经费，每一分钱都要你承诺产出。申请书里就要写好：我这三年要发几篇文，申请几个专利。兄弟，这叫科研吗？这叫包工头接活真正的原创突破，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。爱因斯坦搞广义相对论的时候，能承诺几年出成果吗？那个搞mRNA疫苗的卡塔琳·考里科，在出成果前被学校赶来赶去，连固定职位都没有，经费申请从来都不中，因为当时的评委觉得这方向“没前途”但在我们的体系里，这种“没前途”的项目第一轮就会被毙掉。因为评审专家也要看绩效，投给你的钱如果打水漂了，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。这就导致资金自然流向那些“看着肯定能出论文”的平庸项目。大家都在做“从1到1.1”的工作，没人敢做“从0到1”的冒险。因为从0到1，大概率是死在0.9的路上学术圈的贫富差距和山头文化太严重。国内现在的资源分配，极度依赖“帽子”（杰青、长江、院士等）。一旦你戴上了帽子，经费多到花不完，甚至需要为了花钱而立项。而没有帽子的年轻人，连买试剂的钱都得抠抠搜搜。这导致了什么？年轻人为了生存，必须依附于“大老板”。大老板为了维持地位，需要持续不断的产出。于是，大老板就成了包工头，年轻人成了搬砖工在这种权力结构下，异端思想是很难生存的。你的想法如果太超前，跟大老板的路线不一致，你觉得你能拿到资源吗？你敢反驳权威吗？突破性创新往往来自于年轻人的“离经叛道”但在现有的层级森严的实验室文化里，你要么听话干活，要么边缘化滚蛋。你看历史上那些搞出大东西的人，牛顿也好，达尔文也好，或者是现在普林斯顿的那帮数学家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是闲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发呆，去思考那些看似毫无用处的哲学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干嘛？在填表。填报销单，填进度表填中期考核，应付各种检查。我有一次去拜访一位很有潜力的教授，聊了一个小2时，他接了三个电话，全是催材料的。他跟我苦笑说，他现在只有晚上十点以后才是科学家，白天是会计加行政文员。没有闲暇，就没有思考。没有思考哪来的突破？大家都在赶路，没人看天其实这也是功利主义的教育留下的后遗症。这个点有点虚，但很重要。咱们从小受的教育，都在教你怎么“解题”而不是怎么“提问”。我们太擅长在给定的框架下寻找最优解了。比如做芯片，只要你告诉我架构是什么，我们的工程师能把它优化到极致良率干到99%，成本压到最低。这是我们的强项。但如果没人告诉你架构是什么呢？如果前面的路断了呢？我们的顶级学霸，很多时候缺乏那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傻气。我们太精明了，太懂得计算投入产出比了。而科学突破，往往是反直觉、反常识、反功利甚至是反人性的。那么，未来十年有没有戏？说实话，如果不做伤筋动骨的改革，很难。我们现在喊“卡脖子”喊“基础研究”但落地的政策依然是换汤不换药。还是在用搞工程的方式搞科学，用管流水线的方式管教授。我们缺少的那个机制，不是更多的钱，也不是更的大楼。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，允许一部分顶尖的头脑“不务正业”，允许他们十年不发一篇论文，允许他们拿着经费去搞一些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东西，并且在他们失败的时候，依然给他们体面的生活和尊严总之，只有当我们不再逼着科学家去当会计、去当包工头，不再用数论文篇数来评价一个人的智慧时，那些改变世界的火花，才有可能在这些焦躁的灰烬中冒出来。现阶段？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先把“工程化”做到极致吧，毕竟这也是一种本事。至于拿诺贝尔奖这种事，急是急不来的，什么时候大家不那么急着“赢”了，可能反而就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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